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】

“列瓦达中心（Levada Center）是目前俄罗斯唯一一家独立的民调机构，其历史可追溯至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经济改革的1987年。由于它在2016年被俄当局认定为“外国代理人”，其民调结果在西方的认可度因而一直比较高。

一个月前，“列瓦达中心”公布了对1613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结果。该结果之所以被称为“具有历史性意义”，因为美国13年以来首次跌出俄罗斯人“头号敌国”榜单。与2024年相比，将美国视为“敌酋”的俄罗斯人比例从76%降至40%。这一变化直接源于白宫权力更迭后对俄政策的变化。

特朗普是否能让美国再次伟大目前还不得而知，但他让美国在俄罗斯心目中的看法翻倍扶正已成事实

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次步美国后尘登上“敌国”榜首的是德国（55%），紧随其后的是英国（49%）和乌克兰（43%）。在“最友好国家”评选中，俄罗斯人选择了那些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方或至少保持中立的国家：80%受访者选择白俄罗斯，64%选择中国，32%选择印度，30%选择朝鲜。

德国这次之所以“荣登”敌国榜首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美国虽然依然是最重要的援乌国家，但特朗普的态度转变赢得了俄罗斯人的好感；而原本一直躲在华盛顿后面的德国，一下子暴露在俄罗斯官民的视线中，其坚持援乌的立场就显得很突出了。第二，默茨担任德国总理以来，对俄言论变得愈发尖锐。他不久前在北约海牙峰会上说的那句话——“俄罗斯其实已经在攻击我们了”——如今已成为德国对俄政策的基调。

那么，默茨为何要这么说呢？

首先，这是他个人特有的、近乎“民粹主义”的表述风格：过于简单化甚至常带夸张，有明显的“博眼球”之嫌。前一阵颇具争议的“脏活儿”之说，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，虽然当时是记者在提问时先用了这个概念，但他之所以能跳进这个“坑”，也是因为这类表述符合他本人的风格。

还有一个例子就是2003年他的“啤酒杯垫”（Bierdeckel）之说：当时，社民党（SPD）的施罗德已赢得联邦大选，而默茨在基民盟（CDU）党内又受到默克尔的排挤，仕途受阻。或许是出于最后的搏击尝试，或许是想给自己留下一份“政治遗作”，失意中的他提出了一个“三级制所得税”构想，认为该方案简洁到甚至能写在一张“啤酒杯垫”上。

默茨的啤酒杯垫

多年之后，默茨承认自己当时“算错了”。为了淡化尴尬，他调侃道：“我很自豪，那张随手拿来的啤酒杯垫，如今与2006年让德国国足门将雷曼享誉世界的那张神秘而神奇的‘小纸条’一起，被陈列在波恩德国历史博物馆内”。

实际上，默茨至今都未能摆脱掉“啤酒杯垫”这张政治“标签”，这也是他为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付出的代价。

其次，默茨说俄罗斯其实已经在攻击德国，是指俄罗斯对德以及西方日益增强的所谓“混合战争”，包括破坏暗杀行动、虚假信息宣传、网络攻击和间谍活动，如波罗的海数据电缆被破坏、无人机飞越联邦国防军军营、以及俄罗斯“水军”在网络上散布不实新闻等。默茨强调，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是“流动的”，未必只有真刀真枪开战这么一种形式。

默茨的这一认知源自德国情报部门掌握的信息，据称，俄罗斯正在通过所谓的“针刺”行动，即小规模但系统性的攻击，来测试西方的防御能力。作为德国政府首脑，默茨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国民“战争已经开始”。

问题是，德国和西方三年来大规模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，在莫斯科和俄罗斯人眼中同样是一种“敌对和攻击”行为。

最后，默茨的警告也是出于内政需要和战略判断。毕竟，特朗普的“不靠谱”和持续三年的“俄乌战争”，促使德国政府为增强军备空前举债。面对选民，政府必须阐述“危机感”的具体来源。

默茨的另一个依据是一份北约内部文件：据悉，北约根据信息进行推演后得出结论，俄罗斯到2029年将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，针对北约某国或数国发动大规模进攻。但这个战略判断已受到西方不少安全问题专家的质疑。

当然，这轮德俄关系的恶化不仅与现实政治有关，也离不开两个民族在历史中结下的“恩怨情仇”：从王朝到共和，从专制到民主，德意志与俄罗斯时而携手并肩，时而兵戎相见，磕磕绊绊走过了数个世纪。

早期历史上的交集

关于日耳曼和斯拉夫这两个族群，19世纪俄罗斯著名史学家索洛维约夫有过这么一段描写：日耳曼和斯拉夫是同根的兄弟部落。它们曾参与了对欧洲的瓜分，开始时是以大迁徙的形式：日耳曼从东北迁往西南，进入古罗马帝国的疆域；斯拉夫则相反，从西南向东北进发，踏入“后娘养”（意指恶劣）的自然环境中——这场“相向而行”最终生成了后来两个部落“迥然不同”的历史命运和民族个性。

索洛维约夫认为老天爷不公：把日耳曼送往文明繁华的欧洲中心古罗马，而将俄罗斯“发配”至人烟稀少的荒蛮之地。他称历史为冷漠无情的“继母”——这比喻中满含着对俄罗斯苦难命运的抱怨。

那么，被索洛维约夫视为“幸运儿”的日耳曼，又是如何看待上帝对自己的安排的呢？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生前曾用粗话抱怨道：德意志民族身处欧洲中央，这是个“操蛋的（地缘）环境”。

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被贬去“鸟不拉屎的地方”耿耿于怀，却没看到本民族因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“战略纵深”；而施密特仅聚焦德意志身处一马平川、几无屏障、兵家必争的“是非之地”，却忽略了这个中央位置早早带来的文明洗礼和发展红利。

由此可见，国家与人一样，都是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；外人羡慕的，自己未必知足。

一如少林寺和尚靠武功打出山门即可遨游江湖，日耳曼和斯拉夫在欧洲大陆的群雄争霸中，也靠武力脱颖而出。用索洛维约夫的话来说，“两个部族在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开端，便取得了统治地位并始终保持着这一优势。”当然，它们之间也几度交手，各有胜负。

双方的祖先最初有记载的交集发生在公元9-10世纪。当时，“德国人”和“俄国人”这两个民族概念尚未真正形成，亦不存在明确的地理界定。那时“德方”的政治实体先是843年后形成的东法兰克王国，之后为10世纪建立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；“俄方”则是882年起问世的基辅罗斯。